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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时政:创新驱动1+1
来源:社会媒体 时间:2021-12-30 412

创新驱动1+1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发展重要论述 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特别报道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立:

  以“非对称”赶超战略突破“卡脖子”技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并强调“非对称”赶超战略,指出:我们科技总体上与发达国家比有差距,要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要下大功夫。我们在科技方面应该有非对称性“杀手锏”,不能完全是发达国家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对称”赶超战略的重要论述,集中展示了党在新时代科技创新领域的新共识和新智慧,对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指导意义。

  理解“非对称”赶超战略的新时代内涵

  所谓“非对称”赶超战略,指的是,在国际科技创新竞争环境和态势下,要做到知己知彼,充分利用不对称信息,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采用不被竞争者所知的差异化策略和非对称技术路径、战术、方式方法,实现超越竞争者目标的一种指导思想。

  我们提出,“非对称”赶超战略的核心就是:“人有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人优我变。”所谓“变”,就是要准确地识变、科学地应变、主动地求变,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要“变”,就要实施另辟蹊径的“非对称”战略,锻造“杀手锏”技术。所谓“杀手锏”技术,其一表现为技术的前沿性、复杂性和相当高的进入壁垒,其二表现为技术的自主可控,其三表现为技术应用的威慑力,其四表现为一定时期的领先性和垄断性。与一般技术相比,“杀手锏”技术具有研发的非对称性,它不是以矛攻矛,以盾防盾,而是独出心裁,另辟蹊径。历史表明,“杀手锏”技术的研发,主要是应用了新的原理,如雷达、原子弹、导弹、激光;或是拓展了新的领域,如飞机、舰船、潜艇、人造卫星;形成了新的组合,如航母、互联网。这就要求在技术创新中,要打破常规,破除主流路线迷信,鼓励创新多维尝试。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要在涉及未来的重点科技领域超前部署、大胆探索。

  要“变”,就要实施变道超车的“非对称”战略,突破“卡脖子”技术。“卡脖子”技术不突破,随时会陷入受制于人、窒息失败的危险境地。而要突破“卡脖子”技术,就要坚持创新思维,开拓非常规变道超车的途径。因为领先技术已被别人掌握,而且还在继续成长发展。作为落后者,如果一味“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房子,楼越高风险越大”。所以常规的研发思路难以实现追赶,更无法实现超越。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想新法、走新路、出奇兵,以灵活创新应对常规科学研发活动,必须要同时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国量子通信科技的成功实践说明,突破“卡脖子”技术,锻造“杀手锏”技术,不仅需要技术研发路径创新,也需要国家顶层设计。

  遵循“非对称”赶超战略的新时代要求

  无论是突破“卡脖子”技术,还是锻造“杀手锏”技术,都不是一日之功,因此“非对称”赶超战略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科技创新战略,更是整个科技界必须要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科技界应当遵循“四个面向”,以“非对称”赶超战略赋能科技创新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四个面向”更加明确地提示广大科技工作者,除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之外,在人民生命健康领域,我国也存在着“杀手锏”技术数量不足,而“卡脖子”技术较多的现实。比如我国的生物医药研发技术就比较落后,很多尖端医疗设备一直依赖进口。践行“四个面向”,要敢于创造,善于打破常规,应用“非对称”赶超战略,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出成果,不迷信国外权威,不盲从既有学说,敢于大胆质疑,不断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把“非对称”赶超战略融入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之中,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应建立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的体制机制。具体而言,一是加强“非对称”赶超战略实施的顶层设计。充分发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制定科技创新规划为总抓手,以实施规划为着力点,积极引导科学界对存在“卡脖子”技术的重点领域和方向进行集中攻关,重点突破。二是加强“非对称”赶超战略的“地基工程”。强化技术源头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围绕“卡脖子”技术,逆向找出相关的技术性科学和基础科学薄弱环节,把相关科学凝炼整合成若干重大科技问题,以此带动科学理论问题的深入探究。三是构建高效的科技资源配置机制。要狠抓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培养塑造一批帅才型科学家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加强人才培养链各环节建设,加强产学研密切合作,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科技资源,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应采取“点将配兵”模式,组建“战略科技力量”。我们提出针对“卡脖子”技术,需要研究出“非对称”赶超战略,像当年研究“两弹一星”一样,采取领导“挂帅”,由战略科学家“点将配兵”,组建特别能战斗的“战略科技力量”等“非对称”策略,突破“卡脖子”技术。

  省科技厅副厅长田云辉:

  以“赋权、减负、放活”为重点完善创新体制机制

  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解决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并强调“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四川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赋权、减负、放活”为重点开展了三项改革,加快完善创新体制机制。

  围绕“成果赋权”,抓好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

  第一项改革是围绕“成果赋权”,抓好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带动科技成果非资产化管理改革和跨高校院所中试平台建设。

  2016年以来,四川先后出台三个关于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文件,推动改革由试点到全省乃至全国推广。通过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推动科技成果“先确权、后转化”,逐步解决科研人员“不愿转”的问题。具体而言,四川全面推广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推动高校、院所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改革统筹协调机制,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内部配套办法,制定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归属和收益分配管理办法。45家单位累计确权职务科技成果超过700项,成立公司100余家,带动社会投资近100亿元。

  但与此同时,管理人员“不敢转”“没有成熟成果可转”等问题仍需解决。因此,我省逐步将改革向两端延伸,形成更强改革综合效应和更多终端转化成果。

  一方面开展了职务科技成果非资产化管理改革。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等8个部门专门出台了四川省《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前非资产化管理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支持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7家试点单位,探索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前全部或部分不纳入国有资产清单和管理信息系统,探索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形成的国有股权的减值以及公司破产清算时有别于有形资产形成的国有股权管理办法,创新科技成果评价、管理、转化的机制和模式。

  另一方面开展了跨高校院所中试平台建设。我省制定了中试研发平台建设的相关实施方案,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东方电气集团中央研究院、省农科院等14家单位参与建设跨高校院所中试平台,以“先中试、后孵化”为重点,探索面向全省的项目筛选、权责共担的资金投入、分阶段考核的风险控制、市场化专业化的队伍激励、激励创业导向的资金使用、长周期评估的绩效考核等运行机制,推进科技成果中试熟化,从机制上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初期风险投入不足的问题。

  围绕“科研减负”,抓好扩大高校院所科研自主权改革

  第二项改革是围绕“科研减负”,抓好扩大高校院所科研自主权改革,带动科研项目组织管理方式改革和科技评价制度改革。

  近年来,四川先后出台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自主权的若干政策措施,建立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切实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在改革过程中,着力扩大高校院所科研自主权,具体包括扩大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简化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程序和预算编制,开展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试点;扩大成果转化自主权,高校院所将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由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资产评估。高校院所转化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纳入单位预算;扩大用人自主权,高校、科研院所在编制或人员总量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开展科研活动需要,可以自主聘用人员,可以自主制定职称评审方案、自主开展职称评审,评审结果按照要求报主管部门备案。

  与此同时,四川结合科研单位对项目管理、人才评价等方面需求,将改革任务由扩大自主权,逐步向优化科研项目组织管理和科技评价制度改革进行拓展,持续激发高校院所和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

  一是优化科研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具体包括大幅增加财政科技计划资金投入。全省基础研究资金、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均翻了一番,基础研究项目数量增加了两倍;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组织实施科技计划项目;开展科技计划项目揭榜制试点,吸引国内外优势团队解决我省重点产业技术瓶颈。

  二是深化科技评价制度改革,具体包括完善科研项目绩效评价制度。针对不同科技计划项目,建立分类验收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支持经费额度实行分类验收评价;完善科技人才评价机制。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以同行学术评议为主,实行代表性成果评价。对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以同行专家和用户评价为主,注重市场评价。对从事实验技术和科研条件保障人才,以行业专家和服务对象评价为主,注重社会评价。

  围绕“企业放活”,抓好创新型企业群体培育

  第三项改革是围绕“企业放活”,抓好创新型企业群体培育,带动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和领军型创新企业发展。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突出,创新型企业群体规模不大,这是我省科技创新的短板。全省有研发活动的企业相对较少,能够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后备力量不足。因此四川大力培育壮大创新型企业群体,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变过去企业上门申报为主动服务指导;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升级行动。组织实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实施瞪羚企业培育行动。建立瞪羚企业培育成长链条。在推进上述改革同时,我省也逐步向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和发展领军型创新企业进行扩展,实现相关工作成链条、体系化推进。

  一方面要推动重点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我省从事科技研发的企业少,必须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扩大有研发活动的企业群体规模。一是落实研发投入有关政策。实施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后补助。二是强化科技金融支持。我省实施了“天府科创贷”试点,“科创通”典型经验获得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通报表扬。三是加大科技型企业孵化。全省建成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孵化载体1000余家,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超过4万家。

  另一方面要培育领军型创新企业。主要是积极发展高水平创新联合体,带动培育根植本土的创新型企业。我省首先在钒钛稀土、动力电池、清洁能源、航空与燃机等领域,推动行业龙头企业牵头构建创新联合体。比如,东方电气集团联合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在先进电力装备、天然气轮机和氢燃气轮机、海上风电机组、氢能及燃料电池等领域建立了创新联合体。下一步,我省将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抓紧研究制定我省科技体制改革攻坚实施方案,实施科技体制改革攻坚行动,加快建立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体系。

  省决咨委副主任王海林:

  双碳战略牵引 四川产业创新发展迎来三大机遇

  去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促进中国创新发展的又一驱动力。

  作为清洁能源大省,四川在减污降碳的同时,发挥自身清洁能源资源禀赋优势,建设绿色低碳电力供应基地、壮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林草碳汇产业,既能确保四川在全国率先实现“非运动式”碳达峰碳中和,同时又推动我省抢抓新兴产业机遇,促进四川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

  建设绿色低碳电力供应基地

  建设绿色低碳电力供应基地,四川具有一系列的先天性优势。从资源结构来看,多水富气少煤缺油是四川资源禀赋特点。目前全省已是全国最大的水电和天然气(页岩气)生产基地;从互补性来看,四川水风光资源聚集,便于一体化开发。虽然目前全省水能资源开发强度已近80%,但光伏、风电资源开发还有很大空间。四川已明确提出将在“十四五”推动可再生能源开发重点转向成本相对更低的光伏和风电开发。

  依托先天优势建设绿色低碳电力供应基地,将为四川带来巨大的发展红利。一个典型案例是实施“水-风-光”一体化、互补式开发,将使四川有能力提供更稳定的绿色低碳电力供应。众所周知,风能和光伏发电存在间歇性的特点。而四川可用水电库容来调节风、光发电时段,成本比传统的储能电池要低不少。此外四川还能够以水与风、光的季节差实现丰枯互补,以风、光的出力时差实现昼夜互补,只要再辅以适量调峰燃机,就完全可力争在2040年前建设发电成本最低、零碳排放、规模达2亿千瓦的水风光一体化全清洁发电体系,基本淘汰煤电。

  不仅限于省内,四川可在更大时空范围内推动“水-风-光”一体化、互补式开发——向西,四川可通过川藏联网汇集西藏水电;向北,可与西北的风、光发电系统联网,加上川藏库容式电站水库调节等手段,就可以在保持电网基本均衡的情况下,使西北风光资源和西南水电资源得到更充分利用。四川也将由此建成世界最大的清洁电力交汇中心,调度交易的电量将超过万亿千瓦时,汇算金额超过数千亿元。

  此外,四川还可通过建设绿色低碳电力供应基地,帮助本地企业突破欧盟即将实施的碳关税,为“四川造”产品增添国际竞争力;可让本地企业“用清洁能源生产清洁能源”,从而在水电生产多晶硅、水电电解水制氢等方面形成独特优势;还可凭借新增清洁能源将不纳入能源“双控”目标考核的最新政策,大量吸引高载能产品聚集四川。

  当然要实现上述设想,四川需要解决包括智能化的联网调度技术等在内的现实挑战。

  壮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发展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四川有国内外领先的清洁能源生产和装备制造技术,且已形成国内外独具的水风光核燃气发电成套装备产业链。

  在此基础上,四川完全可以打造成为全球清洁发电装备系统供应商和国家(地区)低碳、无碳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当然这需要四川进一步创新技术、提高效率、联合发展,同时也还需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围绕光伏产业,四川要着力巩固目前在硅料、电池片生产方面的全球龙头地位,同时加强光伏全产业链布局,重点发展下游光伏组件生产;围绕燃机产业,要加强燃机高温叶片重要关键技术领域的协作攻关,稳步提高燃机单机规模;围绕储能产业,要充分认识到随着光伏、风电并网装机容量不断提高,储能的必要性会日益凸显。目前“支持大规模储能电池的开发和制造”已被纳入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四川也应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储能产业发展。

  具体到技术路线,四川一方面绝不能放松锂电池发展,应继续提升我省在锂电池关键环节的制造优势,包括努力保持锂盐产能领先,发展磷铁系、三元系材料,培育电池总成。与此同时,可支持更多新能源整车制造企业落户,以分时电价、统一锂电池经营等方式加大力度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另一方面也还要在其他技术路线中择优进行重点布局。综合各方面条件,建议四川优先突破钒电池技术、加力发展氢燃料电池。

  就钒电池而言,它和当前主流技术相比有明显优势:一是安全,无爆炸、起火危险;二是快充,可通过更换电解液实现即时放电;三是长寿命,理论充放电次数无限;四是大容量,规模化机组可达GW以上的储能量;五是资源丰富,全球47%的钒矿在中国,中国63%的钒资源在四川。为此四川可加大钒储能电池领域的技术协作攻关,加强攀钢、川威在钒电解液生产中的降成本技术进步,建设从钒资源开采加工、钒电解液生产、电堆生产到电池总成模块组装与服务的全产业链。

  就氢燃料电池而言,要认识到未来储能电池更可能的应用场景是:钒电池用于大型储能电站,锂电池用于新能源乘用车,氢燃料电池用于大型货运汽车。这意味着氢燃料电池将有其特定的、巨大的市场空间。当前四川可依托现有产业和清洁能源基础,在坚持电解水制氢优势方向,以特殊电价降低制氢成本同时,加快培育多种应用场景,促进氢燃料电池产业快速发展。

  发展林草碳汇产业

  当前四川需要对林草碳汇功能给予高度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林草碳汇是目前最大的碳中和载体,超过所有工程减碳措施。而四川是全国最大的林草资源集中地。截至去年全省森林面积达2.89亿亩,按每亩0.8吨计算,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约2.31亿吨;截至去年全省草原面积约2.65亿亩,按每亩0.3吨计算,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8000万吨——换言之,每年四川林草资源可中和二氧化碳逾3亿吨。

  如此庞大的碳中和载体,意味着巨大的林草碳汇潜力。今年国务院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能够体现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研究制定碳汇项目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规则。按照45元/吨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中国碳市场交易均价(7月16日至10月22日)计算,仅森林碳汇我省每年可获得收入130亿元,可以进一步支持我省林草业实现更大发展。

  要释放潜力,建议我省进一步增强林草碳汇功能的观念,加强林草碳汇能力的计量监测;培养专业人才,开展不同森林、草原碳汇增量研究,加强高碳汇树种、草种研究,有计划地改良林草品种;控制牛羊饲养量;加强空置林草地的开发利用,加强营林地管理;争取国家支持林草碳汇早日上市交易。

  省住建厅总工程师杨搏:

  双碳目标倒逼 城市创新发展可从七方面着力

  在全球气候变化面前,“降碳控温”成为国际共识。去年,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成为国家战略,是解决资源环境约束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双碳战略为城市创新发展带来重大战略机遇。以实现双碳目标为契机,改变“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传统建设方式,扭住绿色生态、创新赋能这个牛鼻子,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塑造城市发展的新动能,推动人居环境全面改善,推动产业体系变革重构。

  重新认识城市天性,树立五大思维

  城市空间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因素在物质空间上的集中反映,不是人、建筑物、市政设施与自然环境的简单组合。这决定了城市具有重要、复杂、包容、生长、多样等五大天性。城市是由自然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系统、社会经济系统耦合而成的复杂有机体,具有复杂性;包容性的本质是对人的关怀,并通过人文关怀实现共享发展,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感受到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城市具有生长性,未来的发展无法精准预测,要给城市发展留下自我生长的弹性空间;多样性是指不同城市应该依据自身条件、优势短板探索多样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彰显特色,拒绝“千城一面”。正是因为城市的这些天性,在双碳背景下,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城市,必须树立五大思维。

  树立系统思维。要把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整体推进宜居城市、绿色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建设,促进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树立存量思维。由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变。从解决“有没有”到解决“好不好”转变,围绕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推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

  树立更新思维。由大拆大建向有机更新转变。向“对存量进行有机更新”要效益,推动低效用地、危旧建筑、老化功能、既有设施等存量资源再优化、再配置,推动城市产业迭代,重塑城市活力,实现空间“再利用”的低碳循环发展。

  树立治理思维。由粗放管理向精明增长转变。建立绿色导向的城市发展建设绩效观,建立以碳指标为核心的量化评价体系,同时,推行“布局紧凑、结构紧凑、功能复合、充满活力”的城市建设模式。

  树立底线思维。牢牢守好城市发展的“四条线”。守住生态承载底线,建设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的空间格局和基础设施。守住安全韧性底线,增强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安全防灾性能。守住住房保障底线,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守住建设强度上限,控制城市人口密度,合理确定建设强度。

  推动城市创新发展,聚焦七大重点

  五大思维要求我们把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要聚焦7大着力点,努力建成宜居城市、绿色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

  一是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做优做强清洁能源产业,推进水风光多能互补一体化发展。强化绿色低碳优势产业科技创新,促进新技术推广应用。制定最严格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严格限制落地新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

  二是优化城绿相融的城市结构。合理确定城市组团,划定并严格实施城市绿色边界和蓝绿网络,努力让城市融入自然。老城老区要有序疏解功能,利用腾退空间优先布局绿地、广场等开敞空间,回归宜居环境,但同时要严禁大拆大建。合理增加住宅用地供应,逐步达到职住平衡。合理控制建设强度密度,为城市创造优美的天际线,对照国家要求严控超高层建筑高度。

  三是转变高碳排放的用能结构。充分利用建筑本体及周边空间,推进建筑太阳能光伏一体化建设,比如在攀枝花市、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等太阳能资源丰富地区,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应优先采用太阳能。加强与电网的衔接与协调,推动建筑电能替代与电气化,严禁新建直接燃烧化石能源的集中供暖设施。引导生活热水、炊事等电气化发展。推动太阳能、浅层地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建筑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推广分布式风电、分布式光伏、智能光伏等清洁能源应用,加强配电网、储能、电动汽车充电桩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四是完善低碳高效的基础设施。有序推动街区开放,加强次支路、街巷路改造,打通断头路,形成完整网络,提高道路网络密度和通畅性。优化城市及区域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新一轮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年推进方案项目落地,把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落实到城市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推动“新城建”对接“新基建”,加快实施城市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开展智慧多功能灯杆、污染源监测系统等建设。

  五是推广低耗节能的绿色建筑。持续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动,严格执行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鼓励零碳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和产能建筑建设。推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鼓励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加强建筑节能运行管理,落实公共建筑能耗分项计量和室内温度控制要求。全面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推行装配式装修和成品房建设。大力发展新型绿色建材。持续推动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

  六是建设现代宜人的居住社区。社区是与群众联系最紧密的生活空间。我们要开展城市体检,实施城市更新,合理建设15分钟、10分钟、5分钟生活圈,因地制宜补齐既有居住社区短板,建设完整居住社区。在新建住宅项目中严格按标准同步配套相关设施,深化绿色社区创建行动,采用微改造、“绣花针”等精细化方式开辟城市绿化空间。倡导绿色低碳出行,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打造适宜步行的交通体系。

  七是实现精细智慧的城市治理。积极探索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治理领域的融合应用,逐步实现与国家平台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建设CIM平台,构建城市三维空间数字底板,形成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和网格化平台。将AI人工智能视频分析技术引入城市管理领域,探索推进AI+执法的非接触性执法模式。完善城市综合服务管理评价体系,加强城市网格化管理。深入推进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邱耕田:

  习近平总书记从创新角度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发展视为时代的主题,确立了发展的崇高地位,“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代论断成为深入人心的理念,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对发展的认识和实践做法也在不断调整和深化。进入新世纪以来,确立了科学发展的主题,突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对高质量发展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即高质量发展在内容上是全面的高质量发展,在地域上是全域性的高质量发展,在推进过程中是全过程的高质量发展。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根本上遵循客观规律,包括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而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体系中,就包括创新驱动或创新发展的规律趋势。习近平总书记阐释了创新与发展之间的本质关系,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基于创新的角度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创新驱动规律,由此形成了创新发展理念,深刻剖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创新驱动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关键在于创新的作用和人类发展的大势。首先,就创新驱动的地位和作用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其次,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历史演进的长过程角度揭示了创新所起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趋势。他以世界眼光回顾了自近代以来创新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所起的决定性推动作用。“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面貌和格局。一些国家抓住了机遇,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甚至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所以当今世界的基本事实是,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也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

  人类社会发展的创新驱动规律已经转化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和一系列实践行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将创新驱动发展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在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坚持理论创新,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这条历史经验的背后体现的正是创新发展的历史规律。所以,由于创新发展规律的存在,我们在高质量发展中务必要高度重视创新的驱动作用。

  电子科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满意:

  深刻认识科技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合作的辩证关系

  科技兴则国兴,科技强则国强。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吹响了向科技强国进军的伟大号角。党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显然,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相关重要论断,给我们深入思考科技创新,推动国家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遵循和根本指针。

  开放合作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应有之义。科技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合作是辩证统一关系。科技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科技创新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自立自强要求相互平等、相互尊重,是进行开放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当前,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科技进步也越来越需要中国。一方面,我们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与各国相互学习和分享更多的先进经验和成果,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贡献更多力量。因此,科技自立自强应该是敞开心胸拥抱世界状态下的自立自强,需要以开放的胸怀和登高望远的态度来推动,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来实现。

  强化科技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相结合,是适应我国技术创新发展战略的需要。从中华民族科技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有引以为豪的辉煌过去,也有过李约瑟之问的无奈。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的科技创新事业如大河奔涌,科技创新成果似朵朵浪花,点缀在科技引领发展的画卷中。特别在改革开放后,开放促进技术进步,在产业技术普遍落后的情况下,依托技术引进、模仿等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通过科教兴国、科技创新政策的颁布实施,培养了大量人才纷纷投入科创领域。从三峡水电站到南水北调工程,从北斗组网到射电望远镜竣工,从第三代核电技术装备“华龙一号”到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2号”……一系列超级工程、一批批大国重器、一项项科创举措的落地落实,使我国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跃迁,实现了国家和人民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强化科技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相结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人民谋幸福的需要。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成为影响和改变世界格局的关键变量,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走科技自立自强道路,加强自主技术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事业,我国科技发展不断取得重大成就与进步,但也面临不少“卡脖子”技术问题。只有把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才能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从全球来看,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就能把握先机、抢占优势、赢得主动;从全国来看,只有以创新为引领锻造强大的科技支撑力,才能化解好处理好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因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科技创新,无论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强化科技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相结合,是构筑我国科技竞争新优势的需要。随着全球科技的迅猛发展,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更有利于我们掌握关键技术,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发挥科技资源积累集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我们可以借助政府与市场不同模式的互补性,突出不同种类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发、开放与合作;可以借助比较性优势,着重于互惠共赢之目标,寻求技术、人才、资本等创新资源的全新配置,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可以通过竞争式合作,更加自信更加积极地“筑巢搭台”,打造国际创新资源开放合作平台,探索“揭榜”式国际化机制;可以以更大力度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组织“走出去”,在全球科技变革潮流中搏击风浪,最大限度用好全球资源,提升我们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报道链接:https://politics.gmw.cn/2021-12/28/content_354135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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